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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节选
时间:2018-10-09 来源:《生命从80岁开始》 作者:萧乾 点击:
  巴金和萧乾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作家。他们之间极为深厚的非同一般的长达七十年的友情萧乾总结了他与巴金友谊的三个重要内容,即挚友、益友、畏友。
  同巴金过从最密切,还要算1936和1937两年,我们几乎天天在一道。当时我在《大公报》编《文艺》,住在环龙路(今南昌路),隔几个门就是黄源。巴金那时也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一个弄堂里,正在写着他的三部曲。他主要在夜晚写,所以总睡得很迟。有时我推门进去,他还没有起床。那是很热闹的两年:孟十还编著《作家》;靳以先后编著《文季》和《文丛》;黎烈文编的是《中流》;《译文》则由黄源在编。我们时常在大东茶室聚会,因为那里既可以畅谈,又能解决吃喝。有时芦焚、索非、马宗融和罗淑也来参加。我们谈论各人刊物的问题,还交换着稿件。鲁迅先生直接(如对《译文》)或间接地给这些刊物以支持。当时在处理许多问题上,我们几个人都是不谋而合的。例如我们的刊物都敞开大门,但又绝不让南京的王平陵之流伸进腿来。那时上海小报上,真是文坛花絮满天飞,但我们从不在自己的刊物上搞不利于团结的小动作,包括不对某些谰言加以反击。对于两个口号,我们都认为是进步方面内部的分歧,没参加过论战。当时我在编著天津和上海两地《大公报》的《文艺》版,我不记得曾发过一篇这方面的论争的文章,虽然我们都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下面签的名。记得有一次我出差在外,回来看到郑振铎提倡“手头字”运动的宣言也签上了我的名字。料必是我不在时,朋友们认为不能把我漏掉,就替我签上的,我也因而深深感激。
  那时在饭桌上,朋友们有时戏称巴金为我的“家长”。家长不家长,那两年我没大迷失方向,不能不感激他那潜移默化的指引。
  巴金平素态度安详,很少激动。但是遇到重大问题,他也会头上青筋凸起,满脸通红,疾言厉色地拍案大叫。这就发生在鲁迅先生逝世的次晨,当时《大公报》在第三版上以“短评”方式向鲁迅先生遗体戳了一刀。①巴金气得几乎跳了起来,声音大得把房东太太都吓坏了。也就是那天,当他一听说我已经找报馆老板抗议并且提出辞职的时候,他立刻给了我有力而具体的支持,要我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译屠格涅夫。
  ①详《鱼饵·论坛·阵地》,见《一本褪色的相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21-150页。
  “八·一三”全面抗战的局面打开后,我很快失了业,决定经海路转赴内地。临行,我去看了他。当时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败溃,上海早为战火包围,租界上空飞着炸弹,大世界、先施公司一带也挨炸了。人们纷纷离去或准备撤离。巴金像个哨兵似地镇定自若,说你们走吧,到内地一定有许多事可做。我得守在这里,守着出版社,尽我的职责。
  1939年我出国前,我们又在香港相聚了一阵子。那时,我正陷入一场感情的旋涡中。他和杨刚都曾责备过我,我还狡辩。1978年后,我曾两次在文章中表示过自己的忏悔。1980年在病塌上写《终身大事》,也是希望年轻的朋友不要在这样问题上走入歧途。
  太平洋事变前,我们还有书信往来。我也从杨刚按期寄给我的《大公报·文艺》上,知道巴金对她的工作给予的支持。后来邮路不通了,我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飘在朝不保夕的英伦三岛。
  我患了几年神经衰弱,有半年几乎连记忆力都丧失了。我深切地尝到游子之苦。也许正由于这样,1979年当我在国外遇到入了美籍的故人时,我能理解他们灵魂深处的痛楚,因为我几乎成了他们当中的一个。
  1946年回到上海后,巴金住在市内偏西区的霞飞坊,我住在北郊的复旦。他抱了他的国烦(就是今天的小林)来过江湾,我有时也去看他,但那两年我们见面不多。那也是我平生最迷茫的一段日子。同祖国脱节了七年之久,又是在那样重要的七年,真是十分可怕的事。我对一切变为陌生了,而自己又不虚心向人讨教,就提笔乱写。我在给《观察泻的《拟玛萨里克遗书》里,曾描述过自己当时的心境。有一天我将重新回忆那段混沌的日子。
  家庭发生悲剧后,我就更像匹尾巴绑了火把的野兽,横冲直撞起来。幸而那时杨刚从美国赶了回来。我终于还是冷静下来,摆脱了羁绊,投奔了香港进步文化界。在我痛苦时,巴金给过我慰藉;在我迷茫时,他曾鼓励我重新找到航道。
  这些年来,我时常闭上眼睛像逛画廊似的回忆一生所接触过的熟人,真是感触万千。巴金使我懂得了什么是友谊。它不应是个实用主义的东西,而应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善意,即是说,它时时刻刻鼓励着你向上,总怕你跌跟头;当你跌了跟头时,它不是称快,更不会乘机踹上一脚,而是感到痛,深深的痛。这种痛里,闪着金子般的光辉,把人间(即便是没有窗子的斗室)也照得通亮。
  解放后,不少朋友由于地位悬殊了,就由疏远而陌生了。这是很自然的,甚至也许是应该的。我自己一向也不知趣。唯独同巴金,我们的往来没间断过。50年代的每次来京——往往是为了开会或出国,总想方设法把他的老朋友们都找到一起,去马神庙或西单背后什么四川人开的小馆子,像30年代在大东茶室那样畅聚一下。巴金一向是眼睛朝下望的,好像他越是受到党的重视,越感到有责任协助党团结其他知识分子。他出国时外汇零用是很紧的,还为我带回《好兵帅克》的各种版本(可惜全都毁于1966年8月的那场大火)。他慷慨地从他的藏书中为我译的书提供插图,有的还是沙俄时代的珍本。书的部头既大且笨,千里迢迢从上海带来。他总依然像30年代那么亲切,热情。记得我们两个在北海举行过一次划船比赛。我们各租了一条小船,从漪澜堂出发,看谁先划到五龙亭。我满以为自己年轻几岁,可以把他这个四川佬远远落在后面,但他一点也不示弱。结果我们划了个平手,两个浑身汗湿的程度也不相上下。
  使我永难忘怀的是1957年7月10日那天。当时《人民日报》前不久已经在第一版上点了我的名,旧时的朋友有的见了面赶忙偏过头去,如果会场上碰巧坐在一起,就立刻像躲麻风或鼠疫患者那样远远避开。这原是极自然、也许还是极应该的。如果掉个位置,我自己很可能也会那样。
  7月10日那天早晨,我突然接到一份通知,要我下午去中南海紫光阁参加一个会。我感到惶恐,没有勇气去赴会,就去向作协刘白羽书记请假。他说,这是周总理召集文艺界的会,你怎么能不去。那天我是垂了头,哆哆嗦嗦进的紫光阁,思想上准备坐在一个防疫圈当中。
  谁知还没跨进大厅,巴金老远跑过来了。他坚持要同我坐在一起。我举目一望,大厅里是两种人:一种是正在主持斗争的左派,个个挺胸直背,兴致勃勃;另一种是同我一样正在文联受批判的,像雪峰和丁玲。后一种很自然地都垂了头坐在后排。因此,我的前后左右大都是出了问题的。巴金却坐在我旁边。我内心可紧张了,几次悄悄对他说:“你不应该坐在这里,这不是你坐的地方。”巴金好像根本没听见我说的话,更没理会周围的情况。他只是一个劲儿地小声对我说:“你不要这么抬不起头来。有错误就检查,就改嘛。要虚心,要冷静。你是穷苦出身的,不要失去信心……”
  正说着,大厅里一阵掌声,周总理进来了。他目光炯炯地环视着座位上的大家。过了一会儿,他忽然大声问:“巴金呢?”这时,大家的视线都朝这边射来。我赶紧推他:“总理叫你呢,快坐到前排去吧。”这样,他才缓缓地站起来,一面向总理点首致意,一面弯下身来再一次小声对我说:“要虚心,要冷静……”然后,他就坐到前面去了。
  那一别,就是20载。接着,我就变成了黑人。不料九年后,他自己也坠入了深渊。
  总理逝世时,我也曾记起紫光阁的那个下午。记得总理现身说法,在那次使我永难忘怀的讲话中,曾先后两次问到吴祖光和我来了没有,并且继续称我们为“同志”,然后热情地嘱咐我们要“认真检查,积极投入战斗”。他并没把我们列为敌人。后来洁若听录音时,这些地方自然早已洗掉了。
  在柏各庄农场劳动时,每当我感到沮丧绝望,就不禁回忆1957年夏天那个下午的情景。顿时,一股暖流就涓涓淌入心窝。
  1961年我调到出版社工作时,巴金还来信要我好好接受教训,恢复工作后,也绝不可以放松改造。1964年摘“帽”后,他又来重复这一叮嘱。那时我已从创作调到翻译岗位上了。他在信中还说等着看我的译品问世呢。我懂得,在任何境遇中,他都要我保持信心——首先是对自己的信心。
  在收到他这些信时,我很担心万一检查出来对他将多么不利。吸取了历史的教训,他这些冒了风险写来的信,都被我在1966年以前就含着泪水销毁了。我感到他虽不是党员,却能用行动体现党的精神和政策。难怪张春桥一伙要把他当作“死敌”来整。
  1968年夏天,上海作协两次派人来出版社向冯雪峰和我外调巴金。那位“响当当”看完我的交代,态度可凶了,斜叼着烟卷,拍着奥子,瞪圆了眼睛,说我美化了“死敌”。第二次另外一个家伙一脸阴险的表情,威胁我要“后果自负”。夏天当我翻译易卜生的《培尔·金特》①时,译到妖宫那一幕,我不禁联想到“四人帮”那段统治。他们也是要用刀在人们的眼睛上划一下,这样好把一切是非都颠倒过来。
  ①见《外国戏剧》1981年12月号。
  在咸宁干校,每当露天放映影片《英雄儿女》时,我心里就暗自抗议:这是什么世道啊!这么热情地歌颂无产阶级英雄、写出这么撼人心魄的作品的人,凭什么遭到那么残酷的(包括电视批斗)的折磨呢?
  这几年,讲起来我们的日子都好了,又都已年过古稀,本应该多通通信,多见见面。他常来北京,但我们仿佛只见过三四次面。第一次去看他时,洁若和我还把三个子女都带上,好让他知道,尽管经过这么猛烈、这么旷日持久的一场风暴,我们一家老少都还安然无恙。这一天,当他从宾馆走出来迎接我们时,我看到他老态龙钟,步履蹒跚,再也不是当年在北海比赛划船的巴金了。那次我注意到他讲话气力很差。近两年两次他来京,我们总是只通个电话。我愿意他多活些年,不忍再增添他的负担。至于托我写信介绍去看他的,我都一概婉言谢绝。今秋他去巴黎前,曾在上海对王辛笛说,要来医院看望我。听到这话,我立即给他往京沪两地都去了信,坚决阻拦。我不愿他为我多跑一步路。至于通信,他向来事必躬亲,不肯让身边人代笔。以前他写信走笔如飞,如今字体越来越小,而且可以看出手在哆嗦。所以我无事不写信,有事也尽量写给他弟弟李济生,这样他就不会感到非亲自动笔不可了。就这样,从1977年到现在,他还给我和洁若写了不下四十封。
  这些信,好几封是关心我的住房落实问题的,有几封是看了我发表的文章提出批评的。还有两封是责备我在《开卷》上写的一篇文章,认为过去的事不应再去计较。我虽然由于确实有个客观上的原因才写了那篇东西,从而感到委屈,但我并没像过去那样同他死死纠缠。我还是把那篇东西从正在编著的一个集子里抽掉了。并自认没有他那样不与人争一日之短长的胸襟和气度。
  1979年初,我的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后,朋友中间他是最早来信向我祝贺的。他的第一封信说:“你和黄源的错划问题得到改正,是我很高兴的事。正义终于伸张了。”在另一封信里,他又说:“你、黄源和黄裳几位错案得到纠正,是我高兴的事情。连我也想不到会有今天。这才是伸张正义。”
  然而他不仅仅祝贺,更重要还是督促,要我“对有限的珍贵的时光,要好好地、合理的使用。不要再浪费。做你最擅长的事情,做你最想做的事情”。他告诫我:“来日无多,要善于利用,不要为小事浪费时光。我们已浪费得太多,太多了。”关于《大公报·文艺》那篇东西,由于涉及到他,我是在发表之前先请他通读的,他还纠正了我在《大公报》文艺奖金名单上闹的错误。其余的几篇他都是在报刊上看了后才写信给我的。他大概看出我久不拿笔,乍写起来有些拘谨。我也确实总感到有位梁效先生叉着腰瞪着眼就站在我背后。读了我最早给《新文学史料》写的那两篇回忆录,他立即写信告诉我“写得不精彩”,“你的文章应当写得更好一点”,要我“拿出才华和文采来”。然而像往常一样,他在信中总是以鼓励为主,要我“写吧,把你自己心灵中美的东西贡献出来”。
  巴金在恢复了艺术生命之后,就公开宣布了他对余生做出的安排,提出了他的写作计划。他是毅力极强、善于集中精力工作的人,我相信他能完成。他不但自己做计划,他在信中也不断帮我计划,说:
  我们大家都老了。虽然前面的日子不太多,但还是应当向前看。我希望你:(一)保重身体。(二)译两部世界名著。(三)写一部作品,小说或回忆录。我们都得走到火化场,不要紧。
  1979年夏,在我赴美之前,他又来信说:
  你出去一趟很好。要记住,不要多表现自己,谦虚点有好处。对你,我的要求是:八十岁以前得写出三四本书,小说或散文都行。应该发挥你的特长。你已经浪费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了。我也一样,我只好抓紧最后的五年。这是真正为人民服务,为后世留下一点东西。名利、地位等等,应当看穿了吧。 
  每逢我一疏懒,我就想到这位老友对我的督促和殷切的期望。友情,像巴金这样真挚的友情,有如宇航的火箭,几十年来它推动着我,也推动着一切接近他的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前进。
  巴金和萧乾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作家。他们之间极为深厚的非同一般的长达七十年的友情。萧乾总结了他与巴金友谊的三个重要内容,即挚友、益友、畏友。
  (孙继平摘自《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       2018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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